人類學與中國近代社會史：影響與前景[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蕭公權、Franz Michael、何炳棣、張仲禮、瞿同祖各自在社會史領域出版了經典的著作。Michael 在一篇現在已經乏人問津的文章裏，把這些著作聯起來。Michael 在文中問為什麽龐大的中國長時間來可以成功地以一個整體運作。他的答案就是我們現在都熟悉的鄉紳功能論。就是說，雖然明清時代的中國龐大，但是通過科舉考試、做過官或可以做官的人回到家鄉，從事家鄉建設並與國家建立聯係，國家重要的政策可以深入民間，人民也可以向國家效忠。[2]
在這個問題上，何炳棣著有討論科舉對流動影響的名著；張仲禮討論鄉紳的兩本大作說明了鄉紳的收入和社會結構；蕭公權提出了農村控製論。[3]這些研究，可以說頗具與當代內地之馬克思主義支配的曆史學打對台的意味：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內地的社會史，都是以階級鬥爭的過程為研究主題。農民受租、稅的剝削；地主通過團練的勢力與其對抗；農民通過秘密會社和宗教來維持鬥爭的使命；統治階層也通過宗教來愚弄民眾。大一統的中華帝國，變成一個階級分歧的社會。
何炳棣、張仲禮對鄉紳的興趣也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本土的社會學，甚至更早的清代經世思想。費孝通與吳晗1949年著的《皇權與紳權》基本上也提出了鄉紳作為地方與國家中介的觀點。[4]何炳棣、張仲禮等諸位先生，起碼在一個理論的要點上，比費孝通、吳晗正確：費孝通、吳晗的紳士是科舉取消後的國家與鄉村之間的裂縫裏的人物。他們就是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士。但是，廢除科舉以前，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士有紳士與胥吏之分別。鄉紳的地位來源於科舉，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由國家最上層賦予。胥吏的勢力源於在地方衙門有差使，所以他們的地位最大不了出於地方官的委派。清代經世之學常常把兩者對立。廢除了科舉，模糊了鄉紳與胥吏的分別。到了這個時候，任何取得了地方上承認的人（例如，當上地方上任何“會”的要職的人，與取消科舉同時，地方上出現很多教育會、農會、慈善會），都是鄉紳。這個模糊地帶出現在費孝通、吳晗著作中的討論，但是在張仲禮的書中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