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的“猺亂”及其對“猺族”的影響[1]
1465年（明憲宗成化元年）的“大藤峽之役”頗具傳奇色彩；哲學家陳白沙的名聲也是如此。韓雍在廣西大藤峽打敗猺民。其後二十年，陳白沙在廣東新會教授他的心學和實際的行政管理。這兩件看來毫不相幹的事情，卻在陶魯這個低級官員身上聯係起來了。陶魯在1462年間任新會縣丞，1470年後聲名鵲起。他在縣丞任上表現突出，抵禦了“猺民”對新會縣治的襲擊。巡撫葉盛應地方父老所請，讓陶魯留任，並獲朝廷欽準。陶魯1463年擢任新會知縣，1477年任廣東監察禦使。[2]他在平定廣東的“猺亂”中，把軍事行動與教化政策相結合，表現突出。陳白沙稱許陶魯，而陶魯也發現陳白沙的思想很有助力。陶魯的戰績加上陳白沙的心學，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土著在16世紀給整合到了中國之內的過程相當順利，以至讓人覺得整合是國家權力自然擴張的結果。然而，我要在此指出，盡管國家和地方利益的結合使珠江三角洲的“猺民”漢化了，但卻沒有改變廣西“猺民”的土著地位。
整合到了中國之內的珠江三角洲土著，成為朝廷之“民”。我在另一個地方說過，整合的過程以裏甲的戶口登記，以及遵行由宋代理學家朱熹奠立、並得明朝法律認可的禮儀為標誌。戶口登記雖然自明初即由法律規定，但我不認為戶口登記在15世紀中葉“黃蕭養之亂”所引起的社會動**之前，就已在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實行了。當地人在“亂事”之後登記了戶口，開始遵行正統禮儀。1480年，陳白沙與友人新會知縣丁積刊印了一本冊子以便普及這些禮儀。後來，富有的宗族開始建設宗祠安放祖先牌位，祭拜祖先之靈，文化轉型逐漸在建築中顯現出來。沒有人會把一個登記戶口是按官方認可方式建造的祠堂誤認作南方土著的。做了朝廷之民的珠江三角洲居民，倘若不是土著，便是用這樣的辦法顯示他們是從北方遷移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