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嘉靖禮製改革對地方上的影響，需要先從宋末開始了解祭祖的概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泛開發主要在明代以後，比中國很多地方都晚，所以，珠江三角洲的居住點保持了比較典型的明代社區發展的特征。雖然早在宋代，朱熹的《家禮》已經在廣州刊行，[8]但普及的時代，相信必比這個時候遲，弘治八年（1495）任廣東右布政使的林同還需要“勸民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9]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點，沒有一處在明代以前興建祠堂或家廟。即使離珠江三角洲較遠的地方，例如粵北，開發雖比三角洲早，但好幾處自認在明以前有宗族發展的地方，不論根據傳說還是文獻，都沒有建祠堂或家廟的記錄。曲江紀念唐張九齡的風度樓（始建年份不詳，嘉靖十九年〔1540〕重修）和宋餘靖的風采樓（弘治十年〔1497〕建），紀念被珠江三角洲麥姓奉為始祖的麥鐵杖的鐵杖樓（明成化十四年〔1478〕建），都並非祠堂或家廟。甚至到清初，曲江人廖燕還說：“韶俗家不立祠堂。”[10]
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區，文獻上有比較詳細記載的早期建祠事例是祭祀南宋廣東著名學者崔與之的祠堂。崔與之卒於南宋嘉熙三年（1239），他任四川製置使時，“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嘉定十四年（1221）曾被封開國子加食邑。[11]他還在世時，在四川和廣東已有建生祠之議。嘉定十七年（1224），他剛離開四川的時候，四川人提議為他建生祠，朝廷不允。在廣東，端平二年（1235），“廣人奉菊坡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他去世後，淳祐元年（1241），主張在廣東建生祠的人，為他建祠於南海蒲澗，李昴英為文記其事：“菊坡祠二，在蜀仙遊閣……在南海蒲澗。”[12]到淳祐四年（1244），廣東經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學，號為二獻”。[13]鹹淳九年（1273），廣東經略劉應龍又為他建祠於廣州城高桂坊。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嘉熙二年五月（1238）宋理宗“詔崔與之提舉洞宵宮，與之未嚐造朝，帝嚐虛位代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14]所以在宋朝的時候，崔與之的祠祭一直都是和地方、朝廷兩方麵的擁戴有很密切的關係的，祭祀他的“祠”並非一所家族建立的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