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珠江三角洲建有祠堂的家族不多，其中包括了極少數的明朝新貴，例如東莞伯何真、東莞人黎光等。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建立了珠江三角洲最早的祭祀多祖先而不是位於墓地的祠堂。他“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又“以惠州城西私第為義祠，斥所置田百餘頃為義田，俾宗子主祀”。[28]文獻沒有記載這個“義祠”的建築模式，是否一座“家廟”，無從考究。但是明洪武七年（1374）趙宜訥為黎光的東莞潢湧黎氏祠堂寫的碑記，則一開始就說清楚這個祠堂的法定地位：
祠堂之製，非古也。古者，大夫三廟，視諸□□□□□□；□□二廟，視大夫而降其一；官師一廟，視大夫□□□□□□焉者。後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其製未免有同□□□□□度。尊祖者，及褻而不嚴；事親者，又厭而不尊，□□□□□□禮始盡矣。士庶人有所不得為者，以祠堂名之，以寓報本反始之誠，尊祖敬宗之意。此廣東東莞黎氏宗祠之所以建也。[29]
黎氏在元代已經建有祠堂，但是黎氏祠堂不代表普遍的現象。相反的，這個碑記說明黎氏祠堂還不是“家廟”。
潢湧黎氏在宋元時期已經是個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但是新貴之中包括不少元末得賜官階的地方土豪，這些沒有宋代儒學傳統，接受明初裏甲登記承擔賦役的家庭，對宗族和譜係都很留意。這是當時法律上的要求。但同時，文化上的變動，也影響到他們祭祖模式上的變化。他們的宗族記錄，包括不少和宋末至元末的曆史拉上關係的入籍傳說。例如，《新會蔡氏族譜》關於宗月祖的記載將明初編疍戶入籍的政策投射到宋末故事中：
五世祖宗月，字光大……丙子，值宋迄錄，乃棄官歸。幼主自福建遷於新會之岡州，元伯顏、張弘範引兵追之。時宋餉屢絕，援兵不至。詔民間輸粟起義勤王，公奮然輸軍餉一千餘石。以公充本縣水界提督，自歧亭管至官塘外海，起民兵入衛。又歲辦疍銀三百餘兩，以供軍需，朝廷義之，特授總管，食邑一千戶，敕令同守本縣土，境至祥興……公貌魁梧，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待後世子孫歲時奉祀不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