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於篇幅和時間，本文把焦點放在了珠江三角洲地區，但我們考察嘉靖年間禮儀轉變的廣泛影響，還可以把視野拓寬到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區。例如，在福建莆田，石庭黃氏宗祠就是一所原先建在墓旁的祠堂，到了明代，漸漸變成類似家廟的建築。[45]山西省夏縣司馬光家族墓地，至元代，由佛寺打理祭祀，至嘉靖年間，才在墓地附近成立家族。[46]山西省代縣鹿蹄間村楊氏（即楊家將家族），現在還存留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碑記，記錄當時族人以曆代保存了祠祀、家訓、族譜為理由，向官府申請承認他們的家族組織。[47]一直以來，華北建家廟沒有南方那麽普及。但是，時至現在，華北還保留著在貼在牆上寫有祖先名字的紙張前舉行祭祖的習慣。細看一下，這些祖先名字，就是寫在畫出來的牌位裏，而牌位也畫在一個類似家廟的建築物裏麵。（見“河北省蔚縣上蘇村蘇氏祠堂祭祖用圖”）由此看來，人們拜祭祖先的儀式，在觀念上還是在家廟的規製下舉行的。這就是嘉靖年間宗族禮儀的核心改變。
河北省蔚縣上蘇村蘇氏祠堂祭祖用圖
宗族發展與地方權力演變是相為表裏的兩個過程。家族製度當然不是明朝以後才出現的現象，我們的目的也不是要討論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明代以前有沒有宗族組織的問題，而是在已有的家族組織之下，宗族製的形式以及正統禮儀的普及化的問題。其中牽涉到在宗族組織形成過程中，族與族之間的外在矛盾以及族人之間的內部矛盾等等問題。我們以為，在明代前期，家廟式的祠堂是十分罕見的，族譜的編撰則漸趨普遍化，但這是與裏甲登記聯係在一起的。明中葉後，地區組織逐漸強化，家廟式的祠堂普及化，地方上的鄉族組織以宗族形式來擴張。家廟式祠堂普及化和正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士人在鄉村中的地位合理化的過程。當然，要了解禮儀的演變，不能隻從建築的模式來探討。禮儀本身的變化，尤其是不同禮儀傳統的融合，文字與口述傳統的貫通，不僅僅反映皇權與地方的關係，更表達個人對社會、團體的意識。然而，建築的變化，盡管是外在的表征，觀看者也必然會產生一種直接的反應。珠江三角洲從明中葉罕有家廟的環境，到明末清初，“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在建築上給觀看者的印象，不隻是以堂皇的建築顯示地方的威勢，而且這種顯赫威勢的表現方式，是合乎皇朝禮製的。地方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成功地改變禮儀，拉近了地方社會和王權的關係。[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