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精神結構的另一個支點上，是當代人類社會生活本身的現實發展。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表層問題入手，即馬斯洛的科學人本主義為什麽發生在當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而不是印度、埃塞俄
比亞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我以為，這也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馬斯洛的人學是當代社會實踐新格局的必然產物。他展示了人類在社會生活豐裕物質條件中凸現出來的新的發展可能性。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說馬斯洛屬於時代。
在今天的社會發展中，當代資本主義的確是大大地向前走了。大家都知道，20世紀初，西方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處境都是十分困難的。雖然，從19世紀末，通過在原來自由資本主義框架內部的資本集中和壟斷等高強措施，也曾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衝突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可是，緊接著卻又是來自再生產總體和社會深層結構的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20世紀2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周期振**幾乎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構架產生了深深的裂縫，在外部，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工人運動的**又從政治上威懾著資本主義的製度。在人們眼中，資本世界似乎就要垮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垂死性的政治斷言似乎立刻就會兌現。可是，此時人們卻忽略了馬克思曾經標注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種內在的功能上的“靈活性”,在關鍵時刻，它能夠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①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並不會使自己的社會生產關係凝固化。在生產力發展的壓迫下，它必定會在一定的限度內不斷地去進行適應性調整，以維係自身的生存。很顯然，當代資產階級急需一種能緩解生產方式衝突、醫治危機和失業，以解救資本主義的靈丹妙藥。於是，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