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史的主要特色是“阿爾都塞主義”,那麽如今完全可以說我們進入到了一個“葛蘭西主義”新階段。②
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導論中——順便說一下，這篇導論的譯者是文化研究中心的科林·默瑟——尚塔爾·墨菲認為，“隨著1968年事件發展而來”的葛蘭西複興顯示左派知識分子正從悲觀主義轉向樂觀主義，而這些左派人士早年曾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上，如今他們展望“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革命轉向的可能性”③。霍爾也置身於20世紀80年代轉向的洪流當中。當阿爾都塞遭受到來自朋友和敵人的理論攻擊時，文化研究開始轉向了葛蘭西。①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霍爾認為“葛蘭西糾正了大量反曆史的、高度的抽象形式，而這是結構主義所處的理論操作層級”,並且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提供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的‘極限’案例”②。葛蘭西與文化主義同樣是彼此相容的。在“文化研究：兩種範式”一文中，霍爾認為文化主義的重點是“意識鬥爭發展的積極方麵……反對結構主義範式的不斷沉淪”,而對此起到進一步推動作用的就是葛蘭西，他
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大量與“無意識”有關的更為精妙的術語，並且以一種更為積極而有機的意識形態形式給出了文化的“常識”範疇，而這具備一種幹預常識領域的能力……進而組織大量的人。③
因此，葛蘭西是阿爾都塞批判者的一劑良藥、通往文化主義的一座橋梁，超越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局限性，或許能將文化研究帶向未來的可能通路。
吊詭的是，霍爾的葛蘭西轉向竟然是遭受了阿爾都塞的刺激使然。在《讀》中，阿爾都塞將葛蘭西視為一位重要的，但沾染了曆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通過用黑格爾主義的刷子對葛蘭西進行著色，阿爾都塞暗示人們隻能在葛蘭西和他自己當中二者選一，絕不能魚和熊掌二者兼得。霍爾恰恰反對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方式。在《政治學和意識形態：葛蘭西》一書中，霍爾、鮑勃·拉姆利、格雷格爾·麥克倫南挑戰了阿爾都塞的觀點。與阿爾都塞的上述對立觀不同，他們認為，“葛蘭西扮演了一個生成角色，並且他在與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作品總體的關係中處於崇高地位”①。將葛蘭西視作阿爾都塞的一位先驅是考慮到他們二者的共通性：二者都反對經濟主義，強調上層建築的重要性，認為意識形態的重要角色在於生產“常識”,並且二者都以政治幹預為己任。霍爾和他的合著者認為，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葛蘭西的相遇構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最為重要的相遇之一”②。此後，葛蘭西與阿爾都塞扮演了攜手步入文化研究領域的原創思想殿堂的雙星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