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對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綜合最終解決了這種文化反映論問題，其方法就是選擇這種二元對立——自主性，如此那種特有的對立也就得到了保存。事實上，霍爾對結構主義的自主表意係統與文化主義的自主表意主體進行了疊加，同時也保留了從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繼承而來的“經濟”自主性。這種將語言/文化/符號、意識/主觀性、客觀條件/經濟分割為流散的對象或領域的做法必然保留經濟主義，因為它將經濟視為一種自主性的、客觀的與自我調節的東西。進一步來說，一旦這些東西被視為一些分離的實體，那麽問題就成為格羅斯伯格所指出的：“人們是如何思考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實踐的形式與結構)之間的這種關係或者聯係的?”①這些領域之間缺乏一種“必然”關係的連接，因而這就需要某種東西來連接它們，而這種東西就是意指/接合。
一旦采取了結構主義將語言視為自主形式的概念，那麽霍爾就設想通過語言邏輯來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比如各種要素的形式差異及其再次組合可以破壞已然存在的意義並且創造出新意義。這種意指實踐(或者“接合”)的關鍵是創造一種連接，比如，在階級與意識形態之間創造連接從而“使得大眾……采取曆史行動”②。然而，霍爾已經拒絕了結構主義認為語言結構也生產主體的觀念，因為這是另一種還原主義形式(一種意識的反映理論),霍爾的理論模式需要主體有點獨立性並且不能還原為話語或者條件。正如霍爾指出的：“人們不是文盲……他們知道有些東西涉及他們是誰。假如他們從事一項計劃，這是因為這項工作已經內置於他們，召喚他們，並且為他們建立了一種身份。”③
盡管霍爾使用了阿爾都塞式的語言，但是他引入了人道主義的人類概念，即主張人類是自覺自主的主體，他們的行動力源自腦中呈現的觀點(意識形態)。同樣，這些希望通過形成有力觀點(意識形態)來獲得社會領導權(霸權)的人們也必然與語言結構及其存在條件是不完全相同的。在阿爾都塞這裏，主體被意識形態所召喚是內刻於結構(形式)或者被結構訴說的，但是我們誤以為這是在自由選擇思考內容；對於霍爾來說，內置和召喚與說服類似。也就是說，唯有這種意識形態與“他是誰”彼此契合，人們才能被這種意識形態所“召喚”,並且“他是誰”必然是先在於且獨立於這種意識形態質詢的。在霍爾看來，拉克勞已經“拆解了”任何“觀念的階級決定”觀念的有效性，①因此他駁斥了人們“不能取消也無法磨滅地被刻上了他們應當去思考的觀念”或者他們"應當具備"與其社會形態的立場相符合的政治觀念。②霍爾主張：“在立即的實踐意識或者一般人的常識與他們可能成為什麽之間必然存在一段距離。”③因此意識既不是條件給予的，也不是語言給予的——它與二者的關係是偶然的，因為主體性的一些殘餘時常會超出其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