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標誌了“後馬克思主義”的黎明以及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問題式的斷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按照霍爾的意思，葛蘭西是這種衰落的始作俑者，而葛蘭西對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恰恰體現在他在文化研究中以徹底的方式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遺產上麵。葛蘭西‘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至今尚未被人們理解，並且或許人們也永遠不會將之拿來與我們正在進入的後馬克思主義時代進行根源上的考量”①。——要是葛蘭西得知自己是“後馬克思主義”的使者，一定會大為驚訝，乃至可能會很絕望。在文化研究領域的理論朝聖之旅當中同樣重要的是這種“語言學轉向”,它已經“偏離了這種大致由馬克思主義奠基的既定道路”②。正如霍爾所言，“理論的重塑，作為一種不得不通過語言和文本的隱喻來質問文化的結果，代表了現在文化研究必須常常定位自身的突破口”③。在霍爾看來，早期文化研究的“階級還原論”④傾向和“文化與符號轉換的簡單二元隱喻”⑤已經得到了解決，其解決方法是“從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二元隱喻的改良版本的藕斷絲連，向徹底的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概念的總體理論轉向”。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的拋棄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轉換隱喻”標誌著文化研究探討“條件與意識之間的辯證法”的努力的衰落。的確，霍爾讚同用“多元重音的對話”“隱喻”來取代“階級對立的辯證法”“隱喻”。②對於後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來說，相對自主性已經成為單一自主性；阿爾都塞的“支配結構”概念已經被沒有中心和主導的結構概念所取代，並且曆史必然性已經在曆史偶然性麵前臣服。
這種思想的遷移在霍爾寫作《現代性的形成》一書的導言中顯露無遺。霍爾將這本書描述為對那些有助於“轉向現代性”的“四種主要社會過程”的檢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和文化的”③——“它們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形構的‘發動機’”④。它們當中沒有一個獲得了“解釋的優先權”,因為它們對於現代性的誕生都是必備要素。因此這本書“采取了一種多重原因解釋”,這反映了它對“目的論”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化理論)的抵製，即反對將“社會發展最終歸因於某種單一原因：經濟”。①用霍爾的話來說，“不像許多早期社會學觀點傾向於賦予階級一種‘主導’範疇的地位，這本書並沒有采取一種明晰的等級製度或者優先原因，並且對經濟還原主義持普遍的批判態度，因為在還原論中經濟基礎被假定為曆史的決定力量”②。與此相反，《現代性的形成》一書“為文化和符號過程增加了更為顯著的分量”。文化被授予了“一種更高的解釋地位”,因為它“被視為非反映的，而是現代世界的構成要素：作為經濟的、政治的或者社會變遷過程的要素”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