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總是把他推遲回歸加勒比歸因於他從事的新左派工作。在近期陳光興對他的一則訪談——“一個流散知識分子的形成軌跡”中，霍爾重申了這一態度：
在加勒比聯邦還存在的時候，我本該回來，並參與其間。在20世紀50年代當我決定留下來和即將成立的“新左派”展開“交流”時，我的夢想就結束了。當我自己在這裏找到了一個新的政治空間，此刻，我便沒有任何可能成為加勒比地區的政治積極分子。在那以後，一旦我決定在此居住而不是那裏，尤其是凱瑟琳和我結婚後，回歸的可能性就變得更加渺茫了。①
盡管霍爾在加勒比地區的將來並不依賴於加勒比聯邦的生存狀況，但在霍爾作為知識分子發展的關鍵時刻，西印度群島建構聯邦事業的失敗，給了他一個繼續留居英國的簡單政治借口。“加勒比聯邦”對其個人兼具象征意義，象征了他個人最重要的聯盟，即與社會史學家凱瑟琳·霍爾的婚姻。盡管如此，新左派僅僅代表了霍爾參與英國政治的最初階段。他從事的這份事業持續了很長時間，從英國福利國家製度的鼎盛時代到它被撒切爾政府埋葬，直至現在。
不過，霍爾留在英國而不是永久回歸牙買加這個決定，不僅僅是隨著他對新左派政治上的貢獻而轉移的。他在自傳裏講述了一個真實而痛苦的故事，這時霍爾的個人履曆剛剛開始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1988年以前，霍爾的作品都以隱藏個人自傳信息為特點。幾乎不透露個人履曆是一種蓄意的隱藏：在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數十年的知識分子生涯中，斯圖亞特·霍爾公然地壓抑了自己作為牙買加人過往經曆的記憶。當他最後要麵對自傳撰寫的問題時，霍爾將他的牙買加經曆背景以一種寫作和訪談方式呈現出來，常常是一種自白式的，流露出在金斯敦的18年生活對其後來工作的影響。在金斯敦這個殖民地，一個中產階級有色人種家庭的成長經曆對霍爾的生活和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的幾十年中，這些年的經曆決定了他與英國牙買加和加勒比流散社群的關係。除了極少數情況，霍爾在牙買加所受的教育都使他與種族的關係變得不完整，並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扭曲了霍爾的真實身份。確切地說，霍爾應該在身份政治的語境中來關照自己的過去。政治身份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剛剛起步的一個政治研究領域，霍爾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