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在人們心目中還一直是非常難以捉摸的形象，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工作的時間和範疇，又或許是因為對於人們給予他的定位感到不安，但他在許多方麵卻被質疑和徹底重塑。霍爾本人曾這樣評價過文化研究“有時我覺得像是一個生動的場麵，像是過去精神的複活”③,而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曾這樣評論道：“任何作家創作有關英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小說，如果從四處尋找一些典型人物將各種趨勢和階段聯係起來著手，就會發現自己已經不自覺地在重塑斯圖亞特·霍爾了。”④霍爾既承認也拒絕過這樣的定位，他評述道：我想要將自己從對人們表征的許多責任中解脫出來——我至少肩負三種表征：人們期望我為整個黑人種族辯護，無論是理論的方麵，還是批判性的方麵的所有問題，有時也期望我談論有關英國政治，以及文化研究的看法。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英國黑人知識分子的責任。①
這些定位中的第一種(關於種族的)是最令人氣憤的一種，至少在英國是這樣的。例如，早期被引用的，蓋茨將霍爾描述為“英國黑人的傑出理論家”就很有趣，這一描述可能被許多英國學者看作是對霍爾影響力的狹隘的、限製性的，甚至蔑視的描述。在前麵提到過的最近幾篇關於他作品的概述中，有關霍爾種族身份和他在種族研究方麵影響的問題，在人們對他角色定位的討論中就顯得很不合時宜，討論主要就霍爾作為文化研究的鼻祖，新左派的領軍人物、針對撒切爾以及後來的布萊爾的批評家身份，他關於媒體和表征問題的作品以及他與馬克思、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相遇等問題展開。海倫·戴維斯(Helen Davis)在為《了解斯圖亞特·霍爾》一書所做的引言中寫道：“霍爾不是以對族性與種族的思考作為他工作的起始的。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自我)發現之旅。”②詹姆士·普羅科特(James Procter)相當武斷地評論道，“從霍爾早年生活來看，文化研究呈現出一種不尋常的複雜性”③,但在這篇文章中其他見解深刻的方麵，霍爾對族性和種族問題的研究，與霍爾本人以及他五十多年來從事的英國黑人流散的研究卻相距甚遠。普羅克特就簡單地將霍爾的種族身份定位為起源問題——正是他在加勒比地區的童年生活形成了他對階級、種族和身份政治的學術關注。①同樣地，羅傑克也宣稱“這麽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探索霍爾學術興趣轉移的複雜線索，據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正視霍爾在牙買加的成長經曆”②。但是，毫無疑問羅傑克將這一形成時刻局限於霍爾在加勒比的童年時期，局限於與當地的“‘深色人種’/'黑人’之間的衝突”中③,甚至局限於遭遇殖民地有色人種等級製度迫害而傷痕累累的家庭生活的緊張關係中④——對霍爾而言，他的學術研究是個人的行為而非政治的。正如比爾·施瓦茨回應說“羅傑克不會允許自己反複地考慮加勒比和英國之間的複雜互動……這不僅忽視了20世紀50年代霍爾的學術生活中加勒比的部分，也忽視了60年代及以後他在英國的加勒比組織中的進一步發展”⑤。值得玩味的是，羅傑克卻用了11頁的篇幅詳細討論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霍爾的學術生活被種族、族性和後殖民主義的研究工作所占據的曆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