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關於種族的學術作品，在他的個人身份以及所展現的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反映並定義了這些轉變。當然，霍爾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在所有的社會進程中堅持了種族的內在性，反過來，將種族看作一個可以用來探索更廣闊的結構的鏡頭，而不僅是反映它自身的一個“東西”,認識到這點很重要。①格羅斯伯格引用霍爾的話說，“我從來沒有把種族和族性當成一種子類來研究。我一直從事於種族化的整個社會形成的研究”②。但是，根據這些提示，我們就可以大概確定霍爾關於種族寫作的三個階段：早期關於新移民“西印度”社群
和新興的“第二代”的研究；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任職時轉向理論研究的階段；以及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文化轉向”,這個時期具有兩個不同，但有關聯的主題——英國黑人文化政治的轉變和關於“新族性”的爭論；以及後殖民和流散群體的理論化，尤其是關於加勒比的。
與大眾觀點相反的是，霍爾在學術上遭遇新出現的“西印度”群體的時間，比他在《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中開創性地幹預早了十幾年，並且形成於他參與新左派的時候。他本人評論說在這個形成性的過程中，“在那段時期內，我對於代詞‘我們’總有疑問……我在新左派中確實處於一種流散的定位。即使我當時不寫關於流散或黑人政治的東西……我總是從一個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曆的人的角度來看待英國政治事件”①。霍爾曾說，那個時期他以及其他人對階級的主要關注，折射出他對“種族”的興趣，“黑人事業，起源於種族的政治在……60年代中期之前都不是一個你能涉及的自主領域”②。但正如格羅斯伯格很有說服力地辯解道，霍爾的職業“一直是關於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問題”③,從通過帝國主義和反殖民鬥爭的鏡頭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到早期的出版物，如“英國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