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學術界將“新族性”的辯論作為理論正統說法的一種形式，對此霍爾本人表示失望。在與戴維·斯科特的采訪中，他曾以嘲諷的語氣評論說：“人們有時會誤解我所說的話，但他們並不認為他們與我的分歧確實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麽多。”①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2006年6月舉辦了族性和身份研討會，這場姍姍來遲的研討會是“身份和社會活動”項目的一部分，霍爾評論說“新族性”對他而言：
是特定時期對範式的幹預。這就是它的全部，這就是我所做的全部——在特定時期皈依一種範式，試著具體化或改變正進行中的思考問題的方式。或者更經常的，在特定的方麵反對這種範式。阿爾都塞曾經稱它為“將樹枝彎曲(bending the twig)”一方麵霍爾承認這個空間在微觀層麵上對“加深”理解的經驗上的意義，但他又繼續說道，來自社會正義和政治行動更廣泛的問題方麵以及當前危機的曆史特性方麵的混亂狀態，使得這一工作的許多有效性和意義受到限製。
種族化的運動和表現與在局部、微觀和更種族層麵的族性和身份的其他的形式之間，以及從一開始帶領我們進入這個所謂種族化的世界的大事件……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在這個世界中，物質和象征性的資源的分配依舊嚴重不平等。如果你對此漠不關心，那你為何會生存在這個世界中呢?
自“新族性”幹預後二十年來，霍爾一直堅持當前、千禧年之後時刻的新局勢——庇護權的問題、新移民群體的種族化、多元文化主義的終結、全球帝國主義新形式的興起、反恐戰爭以及宗教身份的再次出現①——以及“即將出現並順應這種潮流的其他人，用其他的方式將樹枝彎曲，並嚐試著將思考向前推進”。
21世紀的英國，“新族性”相對樂觀的時刻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懼、宗教—民族鴻溝以及民粹主義卷土重來的氛圍。霍爾曾評論說，“我覺得事情陷入了困境。我不是不抱幻想地認為曆史結束了。但我真的覺得……社會力量間的平衡嚴重與希望相違背。”②他從更為個人的角度寫道，“第一次我覺得自己像一隻恐龍……構成我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希望的參考點不複存在了”③。盡管如此，在他最新的關於多元文化的討論(例如，“多元文化問題”④),和他在《英國多種族的未來》⑤中的指導意見，仍然清晰可見霍爾的思想力量以及他對於當代形式的戰略性的幹預力量——他始終能夠保持彎曲樹枝的能力。在這些文章中，霍爾重申了他最近作品中許多一貫堅持的主題——當代全球化社會中的差異共存問題、國家曆史和公民的傳統霸權敘述的錯位問題、在中心的邊緣人群“轉變的”心聲，以及日常生活在執行和取代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結構中的作用。同時表現出來的還有他長期的對於權利、話語、社會不平等以及暴力的構成作用的關注，這些作用製約並扭曲了多元文化作為一種積極的差異空間產生的可能性。①因此，霍爾比較了1998年舉辦的“帝國颶風號”抵達的50周年慶典和1999年宣布的針對斯蒂芬·勞倫斯(Stephen Lawrence)種族主義謀殺的“麥克弗森調查”作為“英國多元文化主義矛盾狀態的範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