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危機中，嚴肅地思考這樣的問題，即文化政治學以及與文化、話語和隱喻有關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究竟意味著什麽呢?……我試圖說服讀者的是，事實就是如此。借這個機會，我們不僅應該勸說人們戒除吃喝嫖賭等惡習，而且應該說服人們放棄政治本質主義的某種表現形式，放棄那些能讓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東西。
——斯圖亞特·霍爾①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在文化及與之相關的權力關係層麵，霍爾著述頗豐，這種關係的構成作用是在不同的社會語境、空間關係和曆史情境中引發出來並作為調解的政治和教育實踐活動。①霍爾反對對文化做狹隘的知識論分類，將文化視為對文本的獨特研究或對品位的研究，認為文化研究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學科和學術領域，正是因為文化權力的存在。②在這裏，文化政治學將“對符號形式與意義的研究同對權力的研究合二為一”,或特指霍爾所謂“利用文化權力研究將符號過程嵌入各種社會語境及其層疊之中”③。在霍爾看來，文化是理解諸如意義、身份和權力鬥爭的核心概念。霍爾的作品在內容方麵廣泛地涉及文化在政治角力方麵的重要性，他囊括了從商品和作為商品表征的生產與分布及一直為人們所強調的對商品的管理和消費等一係列實踐問題，該文化借助不同的權力載體來塑造各色身份及主體性。①
在把教育置於文化政治學的理論與實踐的中心方麵，霍爾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框架；同時，他的著作對於理解以下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教育是進行文化批判的方式，而文化批判則是質疑知識生產的環境以及協商、承認或拒絕的主體姿態之所以得以確立的本質。霍爾還嚴厲而策略性地回應了針對教育與文化政治學的質疑，後者是由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②等觀點迥異的理論家在美國提出的。這場爭論的關鍵問題並非僅僅是如何看待政治，如何理解文化在變動不居、雜亂無章的行動與權力的物質關係中的變化，而且還包括我們該如何“探究使政治實踐具有可能性的條件”①。對霍爾、格羅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這樣的理論家來說，文化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教育和政治領地，是“權力在現代世界中的關鍵陣地與武器”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可以在其特定語境中理解，而這種特定語境隻存在於它同更廣闊的公共話語和實踐的聯係之中。當文化與其他場所、語境以及社會實踐進行鏈接(articulation)時，這種特定語境的意義就會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