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和主張民主的學校教育的人士正麵臨著困境。在職業教育論和新保守主義文化鬥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夾擊下，正在從事課堂教學的教師即將身陷某種意識形態的重圍之中。這種意識形態認為，教師的公民責任和政治義務在於從事公民理論和文化理論研究。這種意識形態要求教師在市場經濟語境，或者是將政治從文化和社會中抽象出來的自由主義客觀性和中立性的討論之間二選一地定義自己，而這導致教師壓力重重，要麽屈從於公司權力(corporate power),要麽成為與一種似要複活實則江河日下的學術職業化的訓命相媾和的自由學者。
當前對教育的攻擊，尤其是教育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觀點，令人吃驚地表現為很多理論家拒絕重新審視以下問題：若將大學(和公立學校)當成重要的公共領域加以利用，學術團體將發揮怎樣的作用?這種公共領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氣和行動?在保守主義、種族主義和法團主義(cor-poratism)甚囂塵上的情況下，讓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著什麽?對上述兩個方麵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驚的是越來越多的改良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基礎教育問題上的共識。許多教師拒絕將教育視為政治實踐和道德實踐，轉而乞靈於快速填鴨式的教學法，教育變成了以解碼文本為目標的抽象的形式主義方法。此種教育實踐與政治學彼此疏離，因為它同權力和社會變革問題無關。但這種去政治化的教學法並不僅僅存在於含混不清的解構主義者中，也同樣存在於許多出於其他考慮而將教育實踐完全排除在意識形態活動和權力之外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理論家中。例如，保守主義理論家威廉·本尼特(William Ben-nett)把教育還原為灌輸真善美等品質的毋庸置疑的方法。盡管這一主張很難獲得改良主義者支持，很多左派人士如麥凱拉·德·列奧納多(Micaela de Leonardo)等卻認為，包括教育幹預在內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學要麽成為“現實政治”的障礙，要麽像托尼·本內特(Tony Ben-nett)所說的那樣，教育隻能在學校範圍內以一種壓抑的、保守的、標準化的實踐而發揮作用。然而近來關於教育的討論更像是對文化政治學本身的更寬泛的非難，並且這激起了左右知識分子陣營的類似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