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認為，文化為教育政治化提供了一種基本框架——承認我們如何學習、學什麽,是與理解、表述及破壞的策略密切相關的。在必要之時，這些策略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參與或者轉變那些形塑了人們生活的意識形態和物質環境的機會。霍爾影響最為持久的一個貢獻是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強調文化與權力相聯係的多種方式，以及文化如何在諸如教育、政治或經濟勢力領域發揮其象征意義和製度意義方麵上的作用。他鼓動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學是特殊表征、身份和主體形式領域的獨特鬥爭的產物。在闡明身份和認同問題的過程中，上述鬥爭的緊迫性與相關性日漸清晰。霍爾是這樣闡述的：通過運用曆史資源，與其說語言和文化“是”(being)什麽,不如說它們“成為”(becoming)什麽:與其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不如問我們可能成為什麽,我們是怎樣被代表的，以及這種代表對我們自己代表自己會產生什麽影響。①
霍爾認為，作為身份認同的鬥爭，公共教育學提出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特殊的曆史和製度場合之中，在散漫的形式和實踐活動之內，差異、公民責任、社群和歸屬的觀念究竟是如何通過一種特殊而明確的策略產生的。”②
這些策略不僅是圍繞著意義如何理論化的問題展開，而且是圍繞著近來霍爾稱為“文化控製”③的潛在鬥爭展開的。霍爾用這個術語來指代控製、管理和分配特定資源的鬥爭，這為個人或社會團體選擇、占有和改變有關身份、欲望和主體的特殊觀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對霍爾來說，文化政治學是資源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組成部分。但我們理解政治學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控製的實際方式為中介，也即文化實際形塑“我們的行為、社會行動、人類實踐，從而在整體上看是人們在製度和社會內部行事的方式”④。我們理解政治學的能力還要取決於文化借助“差異邊界構築的潛在意義論域，即一種身份政治學”①的方式。簡言之，因為文化為人們學會如何與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發生聯係提供了資源，所以它是主體和政治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