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認為，文化的教育能力重新定義了權力政治學、表征的政治本質，以及教育作為社會變革的明確原則的中心地位；也拓寬了我們對教育的公共領域性質的理解，即“在學術團體內外進行的”教育實踐，①將教育的範圍擴展到多個場所和領域。作為一種精進實踐，在文化進行身份捍衛的所有公共領域內，教育的身影無所不在；它在協調知識、快樂和價值的關係方麵發揮橋梁作用；它利用重要的和存疑的權威讓特殊的社會實踐、社團和權力形式得以合法化。恰恰是通過這種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教育化的強調，霍爾的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如果主體是在象征性的和實體性的權力關係中談判、形成和重建，並在複雜多變的曆史語境和關係語境中得到確認，那麽就不能把它從可能的教育自反性中剝離出來，也不能將它同文化政治學的發展相分離。
對於批判性教師來說，在分析權威與權力如何將文本與語境、意識形態同特殊的權力關係、政治計劃同現有社會形態聯係起來的時候，霍爾的鏈接理論是非常重要的。②對教師而言，在把文化教育學形塑為實踐政治的形式之時，語境具有中心地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洞見。這不僅因為政治計劃是圍繞特殊的語境形成的，而且因為語境是隨著文化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改變而變化的，這類計劃隻有在其自身保持著開放性、非整體性和不完整性時才是有效的。霍爾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公共教育學是通過其精進功能、正在發揮的中介作用，以及通過關注其對知識、語言、空間關係和曆史領域發生的交互作用與鬥爭來定義的。在霍爾看來，公共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手段，更代表了一種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這裏的關鍵不僅在於號召教師將公共教育同跨學科的、相互滲透的、對抗式的實踐聯係起來，而且要將這些實踐同推動種族、經濟、政治民主，推動霍爾和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稱之為“公民權利的個人和社會維度”的更宏大計劃聯係起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