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論證指出，霍爾的研究支持一種跨學科的公共教育觀，這種教育觀在挑戰權威與權力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交叉範圍和滲透領域，在將特殊性與國家性、跨國性聯係起來的過程中具有互文特征。這種教育學的計劃可能有多種實現方式，但最深刻的動力在於深化和擴展批判主體、種族正義、經濟和政治民主可能性的熱情和社會責任感。
顯而易見，斯圖亞特·霍爾的著作是理論性的、文脈清晰的和嚴密的：它樸實親和，但拒絕簡單的回答。最重要的是，他把希望實踐和社會正義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政治學和教育學方法中。霍爾的作品既是建設性的，也是破壞性的。它開啟了對話，但拒絕刻板地拘泥於終結沉思與反思的立場。
最後，霍爾的作品總是拒絕通過鼓吹“精英”政治學而將教育的場所限定在那些“特權階層”身上。組織工會、為立法遏製公司犯罪而上街遊行、組織工人推動激進的社會政策改革是政治實踐的重要形式，但在霍爾看來，在公立學校、電視公司、律師行、博物館或為數眾多的其他公共領域工作，既非不值得尊重，也非不重要的政治活動。實際上，霍爾不停地號召知識分子“以我們能采用的最嚴格的知識分子的方式，提出核心的、迫切的、最令人不安的社會和文化問題”①。他敦促文化工作者在不同的教學場所接受這一挑戰，同時也為在主導性製度下開展工作並質疑其權威和文化實踐提供了可能性。對霍爾來說，這類研究的語境導致他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悖論——用由學校等製度授予的權威來反對這種權威的結果。這種策略並不意味著從吉特林等人深信的政治學上倒退，而是將政治學和批判主體的潛力擴展到了扼殺批判意識和政治行動的特定製度上。在這種語境下的權威仍然堅持共謀趨勢，並為反抗、改革和鬥爭提供了可能性。這種話語將公共教育和文化政治學置於“支配一服從關係不斷被生產出來、界限延伸到學術團體內部的分離的生活”①之上。霍爾對文化政治學的倡導使公共教育成為必要條件。在這種公共教育中，學習成為社會變革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社會變革成為旨在削弱等級製、實現更激進的民主的社會秩序的政治學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