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對警察與英國黑人社區之間的衝突進行民族誌分析之時，我們會對斯托克紐因頓市一位警長的言行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這位警長曾在一次公眾集會上強調黑人坦率承認犯罪事實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又刻意回避了一個種族主義者對於類似搶劫行凶問題的道德恐慌。①一位種族主義者臆想的虛構現場與“真實”的犯罪現場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這部著作當中，霍爾使用了一些令人驚惶不安的語言和概念來描述當時倫敦這個頗為臭名昭著的警局。當我們對英國文化研究當中的語言修辭以及《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當中的論點進行複審之時——該書無疑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匯編的力作——我們一下子就被震驚了!
設想一下更具當代感的後殖民詞匯，②《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這本寫於20世紀70年代的開山力作展現了英國黑人犯罪的社會結構——在某種局部層麵上而言，這本書是以對貧民區這個描述性概念的鋪展為基礎的(這是一種帶有都市生活感的貧民區)。在解構貧民區的研究當中，斯圖亞特·霍爾及其同仁們常常訴諸一種隱喻的黑色殖民地，這是刑事量罪與“社會現實”的種族主義實踐的受害者(書中第10章)。①作者指出了種族主義者對於行凶搶劫的分類方式，也就是依據行凶地點，尤其是把焦點放在黑人聚集區上。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一位白人青年襲擊了一位黑人公共汽車售票員的例子仍然能夠創造一種行凶搶劫的種族化形象，因為：
對特定犯罪現場的特寫激活了早期及後來的布裏克斯頓和克拉珀姆(Brixton &.Clapham)協會。②
這裏的論證結構打上了源自工業革命時代的城市生活的書寫傳統，即將對都市發展的畏懼與社會學科的誕生聯係起來，而這在探析維多利亞時代的黑暗大都市的《社會的發現》一書中得以通篇貫徹。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