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霍爾為國際傳播學會(ICA)撰寫了名為“新族性論集”②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繼往開來的裏程碑。霍爾在文章中將英國黑人的種族政治學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霍爾挑戰了當時進行“種族”比較研究的正統觀念，而是賦予了“黑人”在種族主義政權當中進行政治建設的主體地位，而上述種族主義政權由種族的各種歸化類型組成，它們在“種族關係”社會學的不同風俗中享有特權。
在霍爾看來，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第一個時期”,此時圍繞黑人文化的爭論已經對那些尚未直言而又影響劇烈的白人文化統治問題做出了回應，而白人文化就是以文化生產與文化表征的形式以及“將英國黑人文化進行邊緣化”①的形式推行的。但是這種鬥爭隻被視作一種穩定物價的形式。黑人的主體地位籠罩在倫理命令之下，而不是讓文化差異成為表征的目的。②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這暗示了“重要而又純潔的黑人主體地位的終結”,霍爾對“第二個時期”的特征也進行了如下描述：它是“從表征關係的鬥爭向表征自身的政治學的鬥爭”③進行的轉移。關於獲得可見性的倫理鬥爭被關於可見性自身的複雜爭論取代了；表征政治學凸顯了地點、時間，主體位置的差異借助各種技術得以彰顯。就戴維·斯科特而言，他在2005年曾寫了一篇名叫“新問題空間”的文章：“在逐漸浮現的空間問題之中，新問題開始出現，那就是不再過分關注如何獲得表征，而是重在把握這些表征所依賴的知識權力政體。”④斯科特將此與一種慷慨倫理學結合起來，這是“對於目前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一種回應(可參見斯圖亞特·霍爾的行為倫理學)。⑤
特別地，這裏似乎能感覺到一些舊有論爭的殘留，在生命與身份上的特權成為一種“尚未縫合的主體群”①。因此，種族概念在霍爾的文章之中得到某種程度上的恢複。鑒於此，就“族性”這個術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類學和種族關係社會學中的精確使用而言，霍爾十分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保留意見。他要求讓該術語能從“多元文化主義話語的位置當中擺脫出來”,然後再將其轉化，就像我們之前將“黑色”這個術語從消極等值的係統位置之中恢複過來一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