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式的社會幹預帶有濃重的政治行動與理論爭辯的雙重色彩。但是城市形象似乎逐漸展現出一個問題：它成為自由與隔離的潛在領域。霍爾後期的作品帶有政治想象的窗口與政治行動的舞台的雙重空間感，這種雙重性則帶來了豐富的張力。
同樣，霍爾以地方、國家和全球感確定的政治範圍則是通過權力幾何學進行裝配的，這彰顯了在鄰裏、地方、國家和全球範圍的市民語言的不可通約性。①大致來看，霍爾的作品在空間方麵的意義顯得越來越重要。霍爾早期作品的空間與地域語言奠定了其理論構築的基礎。有時它隻是文化政治學在領土上的實現，地理學幾乎是經驗主義的同類，城市則是後殖民主義在種族主義實踐上的不斷變動的熔爐。但是它也在不斷進化當中。當語境和接合在理論上顯得更加重要之時，空間展現了偶然性在編劇方法當中的潛力。並且城市成為表演的場地；這種表演不僅僅在都市舞台上，城市街道或其他具有創造性和異議性範圍都可以成為新文化形式的基本特征。但是問題依然顯得更加複雜。記憶、現實和烏托邦夢想的暫時性與全球化的現實與想象結構的多元空間性二者是相互影響的，這重新描繪了一座好城市的道德維度和種族問題。我們回到這種矛盾情緒和不確定性，它在邏輯上預測一種對地方文化的心理分析式的關注。正如斯圖亞特·霍爾作品中空間的進化那般，它既利用又批評詭辯式的都市生活。這在霍爾作品中的呈現或許不僅僅是智力興趣使然。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在這裏學到很多有關都市研究的知識；霍爾作品在建築學、社會學、文化學、地理學、人類學等領域展現出的跨學科性表明：我們或許能從霍爾作品的評論方式中獲得一些啟示，他對一種借助文化形式將統治性的種族政治倫理學置於都市生活中的主體和建築的中心持批評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