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對於媒介及文化研究者而言，當下日漸複興的大眾政治運動無疑成為最為複雜難解的社會現象之一。近些年來，無論是席卷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是中東地區爆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以及當前希臘愈演愈烈的反緊縮政策大抗爭，這些風起雲湧的集體政治運動日益高漲的同時，全世界也無不為之感到震驚。伴隨著網絡媒介技術及其傳播製度的深刻影響，類似運動的參與者們開始學會利用各種網絡媒介傳播方式來讓政治運動與大眾文化顯得水乳交融。然而，大眾政治運動與大眾文化二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矛盾重重。這其中存在著一個最為明顯的悖論：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的文化生產仍舊遵循著其固有結構，而這種文化生產隻會延誤社會變革並且繼續維持個體不斷異化的生存狀態。有鑒於此，盡管許多社會鬥爭慣於將政治運動與大眾文化二者聯姻，但是這種聯姻卻留有蛻化為民粹主義運動的風險，而民粹主義不僅阻礙了實現民主主義的各種可能性，而且它還固守甚至加劇了這種根深蒂固的褫權運動形式。
本文旨在描述、分析並揭示當代英美語境之下社會問題的紛繁複雜性。正如爆發激進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與日俱增一般，這裏所指的複雜性就體現為某種特定的社會問題必然會與各種積極幹預的社會勢力相互交織，而一旦這些不同的社會勢力免於遭受直接鎮壓就會讓社會異議得以持續升華。這些文章承襲了以斯圖亞特·霍爾為代表的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逐步形成的媒介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它們將“大眾”視作是集體運動與個人參與的重要活動場域，並且“大眾”以一種橫斷麵的方式直接勾勒了政治運動與日常生活之間複雜而微妙的損益關係。在“解構‘大眾’筆記”一文中，霍爾借鑒了葛蘭西(Gramsci)旨在分析意大利社會問題的“霸權”範疇，並且將其創造性地轉化成為與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社會語境相適宜的重要分析方法(參見霍爾於1978年與人合著的《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該書對此分析方法進行了極佳的闡述)。①在“解構‘大眾’筆記”一文中，霍爾留給我們一段對於政治運動與大眾文化二者之複雜關係的著名論述：“欲要研究大眾文化者，唯有以此起步：須知大眾文化具備雙重支點，即其內部必然包含遏製與抵抗之雙向運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