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阿隆·懷特的追悼會上，斯圖亞特·霍爾頌揚了這位故友在“轉換隱喻”方麵的重要貢獻，因為這種轉換“對於激進想象而言具有一種極其重要的曆史意義”。在霍爾看來，這種依據“革命時刻”、涉及馬克思主義的隱喻“不再強求一致”。霍爾主張，不必為這些失效的隱喻而悲歎，因為文化研究正在“迅速移離這種戲劇式的簡單因素與二元對立”的隱喻方式，它需要一種“構想文化政治學”、慮及“‘社會’與‘符號’之關係”的嶄新隱喻。①或許霍爾已經回顧了自己的思想曆程，並且開始致力於這種埋葬陳舊隱喻的事業當中了。霍爾思想中的這種大逆轉與文化研究(“霍爾”幾乎就是文化研究的同義詞)領域的理論曆程幾乎是齊頭並進的。目前來看，霍爾“主要是負責發展和接合文化研究的理論位置”,①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路線圖，即從文化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從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到後結構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霍爾利用上述思想體係是旨在解決一種文化的反映論問題，而本文則以一種批判性的視角來對此思想曆程進行追蹤與評估。筆者讚同霍爾的解決方式：文化研究最終必須放棄這種文化的唯物主義理論，與此同時，還要保留一種旨在超越經濟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立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