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基於這樣一個信念：文化必須透過自身術語以及它與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麵(比如“非文化”)的關係來加以理解。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該領域的兩大“奠基人”就開始思考上述關係問題。在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前兩年，愛德華·湯普森對雷蒙·威廉斯的《漫長的革命》一書進行了評論。在對威廉斯的作品大加讚譽的同時，湯普森還認為威廉斯尚不能滿足其“研究全部生活方式的各種元素之關係的文化理論”①的訴求。湯普森還指出了這本書的兩個方向性錯誤：其一，它走向了一種“文化等於社會”的危險境地；其二，它將文化與政治、經濟隔絕開來，沒能建立一種“根據它們彼此構築的關係係統的立論方式”②。湯普森反駁認為“任何文化理論必須包括文化與非文化二者之間的辯證互動”,據此他開出一劑良方：
我們必須假定生活經驗的原材料是處在一個極端上的，而所有極其複雜的人類學科與係統、結合與非結合，以正式方式形成體係或者以非正式方式進行分散，這些則是在另一個極端上對上述原材料進行了一種“處理”、傳遞或者曲解。③
盡管這兩位奠基人後來都被置於“文化主義”的旗號之下，但他們之間的差異還是顯而易見的。在湯普森看來，文化與“非文化”的領域是憑借經驗進行劃分的，然而威廉斯則尋求將文化視作一種具有社會總體性的整體概念——後來他將此稱為“不朽的整體實踐”。④實際上，他在回顧《漫長的革命》一書時指出：
試圖發展一個社會總體性理論……尋找一種尤其是可以研究作品與時期之結構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連接並闡明特殊的藝術作品形式，但也形成並連接著一般的總體社會生活。①
在探討文化與“非文化”、文化與社會總體性的關係問題時，湯普森與威廉斯無疑揭露了這種“反映論”問題——西方思想對於文化的主導理解是將其視作一種對原始精神或者物質進程的反映。在與馬克思主義知識立場的對話當中，他們所涉及的這種反映論本是在第二國際內部興起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後被許多歐洲共產黨所欣然采納，並且這在第三國際以及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變得牢不可破。②這種“凝固化和單一化的馬克思主義概念”③將生產力發展狀況視作是考察一切社會問題的“基礎”,而包括文化在內的所有其他方麵的存在則被歸入了“上層建築”,並且還將“上層建築”視作對於經濟基礎的一種反映，經濟基礎則被視作一種自主的、自決的和絕對的存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