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曾在“文化研究：兩種範式”一文中指出了反映論的核心問題。在與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十年主任生涯(1969—1979)作別不久，霍爾發表了這篇文章，此文被視作是通過對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二者交叉領域的基礎進行探究，進而指明了文化研究領域的未來。文化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是湯普森、威廉斯以及理查德·霍加特，他們被認作是繼承並修正了阿諾德一利維斯式的文化視角，即是將產生並展現人類生存的意義、傳統和實踐的新成分擴入其中。結構主義者(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巴特以及阿爾都塞)同樣將文化視為意義，但是他們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的。這裏的意義(更確切而言是意指[significa-tion])並不被視作是源自人們的主觀經驗，而是源自一種先於並決定個體經驗的客觀符號係統。對於結構主義者而言，經驗並不是意指的原因，而是其結果。由是觀之，結構主義者的反人本主義傾向與文化主義者的人本主義傾向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碰撞。
霍爾注意到這種張力的同時也指出了將它們進行結合的關鍵點：二者都麵臨重要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並且它們都強烈地抵製反映論。假如每種範式都是“一種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隱喻進行徹底決裂”①,並且“如果這裏有錯誤的話，那麽它們就會持續不斷地對其進行回應”。在霍爾看來，“它們對下列一個問題的堅持是正確的——該問題恢複了所有的非還原確定性難題——它是重中之重，而且這個問題的解決將文化研究的能力轉向取代唯心論與簡化論二者的無盡擺動上來”①。“不同實踐的特性以及由此組成的接合整體的形式”是一個“核心問題”,霍爾暗示對上述兩種範式的結合或許會提供一種理解該問題的方法。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結合是未來文化研究的關鍵，因為它們“盡管方式完全不同，但是都麵臨著條件和意識的辯證法”,並且都“提出了思維邏輯與曆史進程‘邏輯’二者的關係問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