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潮在歐洲興起，文化主義應運而生。文化主義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找到了一種理論依據。1932年，馬克思的這部早年作品在德國正式出版，緊接著法國也於次年出版了該書，而該書的英文版直到1959年才得以出版，隨後通過查爾斯·泰勒對該書的大力引介，①霍爾、湯普森等英國新左派學者才得以一睹風采。後來霍爾與泰勒還一起擔任了《大學與左派評論》的編輯。阿裏·雷坦塞就此評論道：“他們強調對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類異化狀況的批評，積極關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本質’得以解放的可能性。”《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供了一種改變經濟主義的方法，而這種經濟主義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甚囂塵上。②與斯大林主義的生產力特權相比，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力求將人類勞動力解釋為一種自我創造行為，這就僅僅將生產技術的發展視作是一瞬間的事情”①。
威廉斯和湯普森強調這種具有本質作用的人類創造性在曆史文化進程中的中心地位。鑒於反對將文化和意識視作是經濟生產力的直接反映，他們力求恢複實踐在曆史當中的地位。正如湯普森指出的，“這是一種能動過程——同時人類據此過程得以創造曆史——而這正是我所一直秉持的觀點”②。威廉斯也批評這種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問題，因為“藝術降格成為一種對基礎經濟和政治進程的純粹反映，因而藝術就墮落成了寄生蟲”。在威廉斯看來，“人類的創造因素是自身個性與外在社會的根源；它既不能被藝術所限製，也不能被政治決策和經濟生活的係統所排斥”③。
假如說文化主義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的話，那麽正如霍爾所言，這種霸權“隨著‘結構主義’在學界的登陸而被打破了”④。正是在霍爾的領導下，結構主義在文化研究領域獲得了自身的範式地位。與文化主義一樣，結構主義也涉及反映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二元公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