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將斯圖亞特·霍爾當作道德理論家，當作身份/差異倫理學理論家進行討論。我一直呼籲，我們要注意他文化批判的倫理學含義；或者，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將他的文化批判當成他的倫理學習語來讀。
用這種方式談及斯圖亞特·霍爾的學術實踐時，很難不想起他已故的朋友、對話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以及他們共享的倫理義憤。他們學術上的承諾當然有葛蘭西式的起源，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困擾定義了他們。斯圖亞特·霍爾和愛德華·薩義德都跟我們說，他們作為“出位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這個世界生活和思考的公共性、全球性的關係從來不是拐彎抹角的，從來不是完全在一國的，從來不是完全集中在一個理論、一個規訓、一個機構、一個國家、一個永遠封閉的和諧統一和想象中的自我滿足。請記住，在他的“裏斯講座”中，薩義德非常巧妙地捍衛了作為異議者的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承諾，他說：“實際上，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人，也不是建立共識者，他們長著反骨，不願意接受簡單的準則、現成的陳詞濫調，也不願意接受當權者或循規蹈矩的人必須說的或做的圓滑的、趨炎附勢的言行。”①有待商榷的是，有些時候，斯圖亞特·霍爾可能不同意薩義德在表述知識分子生活的突出美德時所體現出來的感情，但在對修訂和改變了的人道主義、“永遠保持警戒狀態”的需求，以及永遠不願意被“半真半假的或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所左右方麵，斯圖亞特·霍爾與薩義德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生活在黑暗冷漠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很難知道我們該如何負責任地抵抗道德—政治災難，而這些在“冷戰”後和“9·11”事件之後的世界裏，似乎一直在摧殘著我們。一些人在公共領域的言行一直促使我們去反思自滿情緒，反思我們平常化的“滿意”的局限性，因而我們自然而然地從這些人身上尋找指引和啟發。當然，我讀到的斯圖亞特·霍爾關於擁抱和讚揚寬容的倫理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可能成為抵禦方方麵麵對我們造成的威脅的最終保護傘。它什麽都不是。這就是他的觀點。但如果，更好或更壞，也沒有辦法回到曾經熟悉的，確保我們高枕無憂的絕對的、確定的、保證的邏輯，我們可能沒有更好的選擇(雖然它可能很難)隻能將我們對身份的幻想擱置一邊，使我們自己對偶然性更開放一點，對冒險努力追求差異歸屬更開放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