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第二部分展示了葛蘭西關於種族代表的是與主流實證主義視角相違背的論述，這一視角影響了意大利關於種族和犯罪行為的話語。
文章的第一部分所展示的是通過葛蘭西的著作提出、由霍爾解讀和發展的當代理論問題，第二部分提出了一個曆史和語境的問題。是什麽促成了葛蘭西的種族觀點?這是如何發生的?我通過曆史數據來解決這一問題。數據來源於葛蘭西個人明確討論種族與差異的書信與文章。來自意大利實證主義學派關於在種族和犯罪話語的二手文獻，提供了所需的曆史語境，以便建構與葛蘭西同時代的，有關於種族既是反話語的，又是文化和結構主義者關於種族和差異觀點的先驅的斷言。我已經描述了葛蘭西關於種族具有充分說服力的觀點是如何讓葛蘭西更加係統的理論框架的其他方麵能夠被霍爾采用，從而建立文化的基礎來思考在後馬克思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框架下的種族問題，特別是與文化和結構方法分離的關係。霍爾在《種族鏈接、與在統治中的社會建構》(1980)一文和《民族與種族研究和葛蘭西的相關性》(1986年)一文中都表明，對種族研究的當代文化和結構方法(不論是分析的還是理論的)而言，葛蘭西的作品都是極其重要的。
我希望將葛蘭西的作品對種族的當代文化和結構方法的重要性的原因假設為，他在寫作時反對社會科學家關於犯罪問題的種族主義話語。這能且應被視為他關於文化、權力和政治更大視角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而不隻是偶然的部分。當代理論話語下，霍爾的作品被用來論證這一重大意義。在這個基礎上，我的進一步假設是，我們可以將葛蘭西關於種族觀點的幾個方麵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反話語，這個反話語為基於種族的“科學”話語的現代實證主義提供了一種選擇——這些“科學”話語告訴我們基於生物學的種族主義觀點，其真相已經被當代種族文化理論揭穿。如我在這篇文章中所指出，霍爾的話語坐標的來源不是葛蘭西的信件，而是來自葛蘭西對曆史、階級、種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敏感。這部分的目標是與葛蘭西的種族觀點相聯係的——大部分來源於他的通信，少數片段來自他的獄中筆記，其中霍爾直接將種族問題和生物學的解讀，以及來源於名為《南方問題》《反對“資本”的革命》"臨時的"散文——與關於種族的當代文化視角相鏈接，從而展示這種曆史性和概念性的鏈接方式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