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整體的推力和趨勢已經在其常規形式和常規化功能中定義了主導範式。福科(Fourcault)引入後一概念以提醒我們“常規化”並非無中生有，而是一係列學科規製製度實踐和結構的結果。也就是說，主導範式通過某種過程成為主導。事實上確實存在這樣一種過程可以支撐其主導地位。所謂的主導範式危機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它像貧窮一樣如影隨形。傳播研究持續分裂並朝向道路盡頭，以及到達終點(沒有這種終點就無法生存),等等，但是它不會消失。它轉向了相反的一麵，忍受了諸多批評，卷土重來，進行翻新、複原和複興。我們不應該為之震驚。
雖然主導範式可能表現出重大的智力缺陷，但卻不會消失，因為它們隻是在智力或曆史上不足，或者甚至隻是因為這些缺陷被暴露出來。其他方麵把這種缺陷固定為持續的思維結構，在這種持續的思維結構中研究得以進行，資金得以提供，製度起起落落，事業會發展，等等，這成為一個完整的製度裝置。這些都是其存在條件，而且正如馬克思提醒我們：構造不會僅因思維而崩塌。“範式對話”(“Paradigm dialogues”)不能摧毀任何東西，隻是晃動一點根基，我們必須弄清特定思維模式的持久力量的製度基礎是什麽。
這種常規化功能塑造下的思維模式持續保護研究領域，通過它也能提供某種非常明顯的結構，簡單來講，如果我們反對這種常規化功能，就不得不重申反傾向戰線，這種反傾向戰線是被一係列具有替代性、理論化以及聚集性特征的論點所監視的，它在本質上必然是具有反對性的各種立場的集合。我完全明白所謂的批判範式的內在多樣性。其中絕對不可能有單一的替代性範式，而是具有多樣的替代性範式。此外，在內在方法論上的精巧和連貫中不存在批判理論，這種精巧和連貫正是在幾代最富有經驗的學者和研究者所依存的主導範式土壤中誕生的。因此我們不能就這樣基於內在方法的連貫性來為它們辯護或者僅僅是履行或完成一個批判項目。然而，我提出可替代的批判性起點；讚揚它們暫時性和好問特征；保護反對它們的推力，因為當我高度重視並以一種開放方式討論時，我無法相信將主導理論意識形態固定下來的諸多關係能夠在意見一致的學者間的安逸聊天中消解。我也不相信可以通過政府機關不痛不癢地循環實現範式間相互替代，如同資本主義各民主政黨之間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