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這是關於馬克思1857年《導言》部分論文的縮減版本，原文在文化研究中心係列研討會上發布並討論過。盡管我還未認真思考約翰·米弗姆等人慷慨提出的進一步實質性的批評，但這篇文章或多或少鑒於之前的討論而有所修改。雖然《導言》中馬克思的許多構想是臨時寫下的，並在篇幅上經過嚴重的壓縮，但在方法論上《導言》是最有實質價值的一個文本。由於在翻譯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已經將自己工作限製在僅僅閱讀文本上麵。馬克思在《導言》中關於方法論的立場，是與如今普遍接受的觀點相左的。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樣，隻要適當地理解和靈活地運用，那麽在我看來，要解決長期困擾我們學術界的方法論問題就有了一個顯著的、原創且影響深遠的起點，盡管在此論文篇幅限製之中我還不能夠完全建立起這樣的聯係。我認為這篇論文將會推動正在進行的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澄清工作，而不僅僅是對文本的解釋。但願在闡述細節過程當中我可以兼顧這兩個方麵。
《導言》是馬克思諸多文本當中最關鍵、同時也是最困難、最被精簡和難以辨別的文本之一。在《大綱》的序言當中尼古拉斯就警告說引用馬克思的手稿是很具風險的，“因為對馬克思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而言，文章當中的內容、語法和特定詞匯都可能會引起問題。”
維拉爾注意到了，《導言》是所有人都會拿來“各取所需”的文本之一。①隨著對馬克思方法論和認識論研究興趣的增加，《導言》不斷趨於所有作品當中的中心位置。我分享它的重要性，但往往又讀出了不同於其他解釋者的另一種意義。我的目的在於展開對這個1857年文本的“閱讀”,一種非白板式的、無前提的閱讀，它不可避免地會反映我自己的問題式。同時也希望這有助於我們理解馬克思的問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