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翻譯，人們普遍認為都是從外語翻譯到母語。Nike K.Pokorn 在其博士論文《挑戰傳統翻譯觀》(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2005)中回顧了西方翻譯史上的主要譯論，指出長期以來西方譯論家在其發表的譯論中都一直將從外語翻譯到母語作為翻譯活動的一個基本準則。他舉例說，17世紀的英國詩人、翻譯家德萊頓在翻譯《奧維德》的“前言”中這樣聲稱“沒有人有資格翻譯詩歌，除非他對詩歌藝術有天賦；而且，他不僅要精通作者的語言，還要精通自己的母語”；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則明確提出了譯者應該是譯入語文化的一員，將翻譯看作增加本族語意義和表達力的方式。施萊爾馬赫和本雅明在有關翻譯的論述中都認為翻譯的方向應該是從外語譯入母語。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說：譯者的任務是在自己的母語中釋放那種透明的語言，它在另一種語言的魔力下，在譯者對作品的重新創作中解放該作品中被囚禁的那種語言。要實現這一目標，譯者須精通母語，通過翻譯，用外語改變譯入語，從而解放純粹的源語的力量。當代翻譯學者霍恩比(Snell-Hornby)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中這樣寫道：
譯者從已經呈現的框架(文本和文本的語言成分)著手；這由作者從自己的部分原型場景的全部中產出。以文本框架為基礎，譯者-讀者依賴自己經驗的層次和相關的內在化的材料知識，建立起自己的場景。譯者作為一個非母語者，可能會激活與作者的意圖有所偏離的場景或者偏離源語者激活的場景。[3]
Pokorn認為霍恩比在上述引文中所使用的“作為一個非母語者”這一表述真實地反映了她認為譯者應該是譯入語文化的成員，譯者所從事的翻譯方向隻能是從外語到母語的翻譯[4]。
與西方主流譯論相同的一點是，中國譯論裏很多探討所涉及的翻譯方向也是從外語翻譯到母語。中國古代的翻譯活動主要集中於佛經翻譯，各種譯論主要圍繞佛經翻譯展開。佛經翻譯的代表人物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則，即在五種情況下隻可譯音而不能譯意。這五種情況分別為“秘密故”、“含多義故”、“此無故”、“順古故”及“生善故”。在探討“五不翻”原則的過程中，他所使用的譯例全部都是從梵文譯為漢語。在談到“此無故”時，他舉“閻浮樹”為例，認為“中夏無此木”，所以采用音譯。可見，玄奘的“五不翻”關注的是如何從外語(梵語)翻譯成漢語。明末清初、晚清和民國初期，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中國學者翻譯了西方大量的科技著作。西學翻譯帶來了許多新鮮事物，譯名研究成為當時譯界討論的焦點。這些討論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關於外語如何譯成漢語的。在有關譯名探討的早期，高鳳謙和梁啟超認為西方的名詞，中國有的，應該采用中國名稱來命名；中國沒有的，應從過去的譯法中選擇通用的名稱；中國沒有又未被翻譯過的，應根據其本質與功能另取一名。19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翻譯占了主流，有關譯論也主要是圍繞文學翻譯展開。在當時的直譯和意譯之爭中，作為直譯的支持者，魯迅指出翻譯中一時的不順可以為中文輸入新的表現法、改造中文的文法和句法。他以《死魂靈》的翻譯為例，探討了“歐化”問題，認為這是保存原文豐姿的必要手段。新中國成立後，漢譯外的數量日益增多，但是針對外譯漢的翻譯理論探討仍占據了主流。傅雷和錢鍾書分別以自己的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為例，提出了“神似”與“化境”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外交流日益頻繁，中外互譯的作品日益增多，有關譯論開始從漢譯外的角度進行論述。但相比於英譯漢的討論，基於漢譯外的譯論在數量上仍然是非常少的。縱觀整個中國翻譯史，可以說大部分譯論都是針對外語譯成母語(漢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