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權威的翻譯大辭典《中國翻譯辭典》這樣定義“翻譯”：“翻譯(translation)是語言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把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內容變為另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過程或結果，或者說把用一種語言材料構成的文本用另一種語言準確而完整地再現出來。”[5]從這個定義來看，翻譯既包括從母語翻譯到外語也包括從外語翻譯到母語。也就是說，翻譯活動應該涉及譯出和譯入兩個方向，否則上述定義應該明確使用從母語翻譯到外語或外語翻譯到母語之類較為確切的說法。中國古代有關翻譯的論述如“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賈公彥《周禮義疏》)以及“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讚寧《譯經篇》)也都揭示了翻譯活動是同時包含著兩個方向的。中西方翻譯實踐史也證明了從古至今從母語翻譯到外語的活動是一直存在著的。
據西方翻譯史記載，將《聖經·舊約》從迦勒底語翻譯到希臘語的七十二位賢者，其中有些譯者並不是希臘人。據此可以推測，這部分譯者的翻譯活動實際上是從母語或從一種外語翻譯到另一種外語中去的[6]。12世紀至13世紀，在西班牙的“托萊多翻譯院”和文藝複興時期的整個歐洲，譯入外語的翻譯活動更是司空見慣。當時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精通或熟悉一兩種公認的“權威語言”(拉丁語或法語)。曾經有學者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四個一起喝茶或喝咖啡的作家，有兩個回到家後開始用母語寫作，另外兩個回到家後則開始用拉丁語或法語進行寫作。類似情形在當時的歐洲是非常普遍的[7]。可以想象，正是由於當時的這些作家或學者精通或掌握了兩種或多種語言，才為他們將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從母語翻譯到外語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在18世紀的歐洲，人們普遍認為用本國、本民族的語言寫成的作品就如同寫在沙子上，而用希臘語或拉丁語寫成的作品則好似刻在大理石上。當時的歐洲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為了使作品能夠在曆史上享有更穩定的地位、賦予作品更長久的生命力，無論是學術專著還是文學作品，都由其他語言譯入拉丁語。例如，英國詩人彌爾頓的作品就是由本國的鮑威爾翻譯為拉丁語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