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有三次翻譯**：從東漢到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以及鴉片戰爭以後的西學翻譯。鑒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湧現出很多翻譯家，發表了大量有關翻譯的見解，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傅雷和茅盾等學者談及翻譯的論述，我們在考察傳統譯論中有關譯者翻譯能力的探討時將主要參考陳福康在《中國譯學理論史稿》(1992)中對中國譯學史的四階段劃分法：古代譯論、近代譯論、現代譯論和當代譯論階段。
(一)古代譯論階段
古代譯論階段主要包括了六朝至宋的佛經翻譯和明清之際的科技、宗教翻譯。明清之際的科技和宗教翻譯多為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學者的合作翻譯，一般為前者口譯或口授，後者筆錄或潤飾，而且雙方各取所需，有著不同的翻譯目的：前者意在“傳教”，而後者旨在“學習西方的科技”。遺憾的是，參與這種合作翻譯的譯者對有關譯者的能力幾乎沒有發表過多少有價值的論述。與此相反，在明清之前持續時間較長的佛經翻譯時期，有關合格的佛經譯者應當具備什麽條件卻有著非常詳盡的論述。其中，隋代名僧彥琮在其《辯證論》中提出的“八備說”便是頗具代表性的一例。彥琮認為一個合格的佛經譯者必須具備以下八個條件：
誠心愛法，誌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
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
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
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
耽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衒，其備六也；
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
博閱蒼雅，粗諳篆隸，不寐此文，其備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