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譯史曆時兩千餘年,有關翻譯的論述也是汗牛充棟，其中不乏有關譯者翻譯能力的論述。但是與中國的傳統譯論相比，西方有關譯者翻譯能力的論述偏少，原因可能是在西方特別是在歐洲，拉丁語很長時間內一直占統治地位，各個國家的民族語言被看作蠻族語言。當時的文人學士為了閱讀流行作品，除了掌握母語外，還不得不掌握拉丁語。因此,本節探討將不再按照曆史時期來論述，而以有關譯論中涉及譯者翻譯能力的話題來闡述。
貫穿西方翻譯史的有兩條主線：一是文學翻譯；一是《聖經》翻譯。古羅馬著名演說家、政治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被西方譯界視作西方翻譯史上的第一個翻譯理論家，他對翻譯標準和翻譯方法都有深刻的見解。在譚載喜歸納的西塞羅的四點翻譯見解中，第三點談到了譯者的條件：翻譯狄摩西尼的人必須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強調了譯者應該與作者一樣具有同樣的演說能力[7]。
在《聖經》翻譯界，早期的宗教翻譯理論家斐洛·猶達歐斯(Philo Judaeus，前20-50)認為譯者單憑精通兩種語言而無神的感召是不能從事《聖經》翻譯的，隻有神學家或虔誠的宗教徒才有權翻譯《聖經》。猶達歐斯的觀點雖然帶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但他提出的隻有神學家才有資格翻譯《聖經》的觀點，如果用現代的“翻譯專門材料，必須具有專門知識”的觀點來詮釋，也可以說是對從事某一特定文本的譯者具備主觀的翻譯條件的要求，與彥琮“八備說”裏的佛經譯者要“誠心愛法”是一致的。
羅馬帝國末期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闡述了從事《聖經》翻譯的譯者必須具備的條件：
(1)通曉兩種語言；
(2)熟悉並“同情”所譯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