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麵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方翻譯史中明確以翻譯能力為話題來闡述翻譯的譯家和論者雖然少見，但卻有不少論述涉及了譯者從事翻譯所應具備的條件，對翻譯主體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有較多的論述。而且，很多論述都是從事翻譯的譯者結合自己的翻譯經驗有感而發，較為客觀地揭示出一個合格的譯者在翻譯時應具備的內外條件，具有指導翻譯實踐的意義和理論價值。如果我們將譯者的翻譯能力定義為“能夠勝任翻譯任務的主觀條件”，那麽傳統譯論史中對譯者翻譯能力的探討還是比較豐富的。而且，他們論述中所涉及的譯者的能力也較為全麵，包括了譯者的雙語能力、主題知識、譯者的態度、譯者的品格等，而譯者的態度和譯者的品格這兩個方麵即使在當代譯論中也很少提及。
但是，傳統譯論中有關譯者能力的探討也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首先，有關譯者能力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從譯者本人的翻譯經驗出發得出的，探討的翻譯對象大多數局限於兩類翻譯：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所以，他們的一些論述對於文學翻譯或宗教翻譯也許很合適，但對於非文學翻譯是否適用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次，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傳統譯論中有關翻譯能力的探討大多局限於強調譯者的語言能力，這與當時人們的外語能力薄弱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在中國，直到清末民初，從事譯事的人精通外語的仍是罕見。馬建忠曾這樣描述晚清翻譯界的情況：
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語言,而漢文則粗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為仿佛摹寫其詞中所欲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迭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