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提到的種種翻譯能力模式中，研究者關於翻譯能力到底包含哪些成分看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些能力模式都將翻譯能力視為各分項能力的集合(但馮全功從認知視角構建的翻譯能力模式關注的是圖式而不是分項的子能力)。這些能力模式的研究還有一種傾向，即能力模式中的單項成分越來越多。對於這一現象，目前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解釋：一方麵，各個能力模式中構成成分的不同是由於不同的研究目的所決定的。例如，Bell 是從二語習得的角度探討翻譯過程的，因此他的單項能力成分與二語習得研究中的外語能力成分多有重合之處。而PACTE是從實證的角度探討翻譯教學的，因此他們的能力成分中的轉換能力就會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有著前後的變化。另一方麵，翻譯能力的構成成分之所以變得越來越複雜，是由於受市場對職業翻譯的要求和受翻譯研究領域興起的熱點話題的影響而導致的。如有的模式強調譯者要有跟客戶溝通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而有的模式將文本能力、策略能力作為能力構成的一部分，與文本能力和策略能力是當前翻譯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不無關係[20]。正是由於以上原因，當代學者構建的各種翻譯能力模式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翻譯能力構成成分日益繁多複雜，以至於迄今為止人們對於翻譯能力到底包含哪些單項能力成分仍舊眾說紛紜，難以達成一致意見。
除此以外，以上能力模式的研究中還存在著以下問題：
1.不同模式中談到的單項能力，有時雖采用同一術語，但所指不同；有時采用了不同的術語，但所指又是相同的。術語的不同和內涵的不一造成了翻譯能力模式研究中的混亂。例如，Sch?ffner和Neubert都談到了翻譯能力中的文本能力。但Sch?ffner所談的文本能力是指熟悉譯入語文化規範和典型的文本結構、了解兩種語言中不同體裁的寫作規範(如說明書、食譜、新聞、旅遊宣傳冊)，以及它們的異同。而Neubert所談的文本能力指的則是組織文章成篇的能力，指的是篇章內在的銜接和連貫。同樣，Cao,PACTE和Kelly都談到了策略能力，但它們的所指卻是完全不同的。Cao提出的翻譯策略能力包括加工能力和綜合能力；PACTE的策略能力主要是指發現翻譯問題、解決翻譯問題的能力，Kelly的策略能力則主要指的是組織計劃的能力以及自我評估和修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