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誰也不存什麽幻想，期待文藝園地裏有奇花異卉探出頭來。然而天下比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時候出現。史家或社會學家，會用邏輯來證明，偶發的事故實在是醞釀已久的結果。但沒有這種分析頭腦的大眾，總覺得世界上真有魔術棒似的東西在指揮著，每件新事故都像從天而降，教人無論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張愛玲女士的作品給予讀者的第一個印象，便有這情形。“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除了這類不著邊際的話以外，讀者從沒切實表示過意見。也許真是過於意外而怔住了。也許人總是膽怯的動物，在明確的輿論未成立以前，明哲的辦法是含糊一下再說。但輿論還得大眾去培植；而且文藝的長成，急需社會的批評，而非謹慎的或冷淡的緘默。是非好惡，不妨直說。說錯了看錯了，自有人指正——無所謂尊嚴問題。
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是不成問題。其實，幾條抽象的原則隻能給大中學生應付會考。哪一種主義也好，倘沒有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而犀利的觀察，熟練的文字技能，活潑豐富的想象，決不能產生一件像樣的作品。而且這一切都得經過長期艱苦的訓練。《戰爭與和平》的原稿修改過七遍——大家可隻知道托爾斯泰是個多產的作家（仿佛多產便是濫造似的）；巴爾紮克一部小說前前後後的修改稿，要裝訂成十餘巨冊，像百科辭典般排成一長隊，然而大家以為巴爾紮克寫作時有債主逼著，定是匆匆忙忙趕起來的。忽視這樣顯著的曆史教訓，便是使我們許多作品流產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