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曾經說：“雄辯——那是力與力的抗衡；那是理與理的對峙，那是舌與舌的對弈……”
縱觀文明史，我們可以說，不會雄辯的國家難以具有真正的力量，不善辯駁的民族難有人類最高的智慧。善於辯駁，那是擁有智慧，擁有信心，擁有威望的象征，那是一種難以抵擋的武器。雄辯比權力更久遠，有時甚至比黃金和導彈更有力量。
“究竟是通過你的祖父，還是你的祖母，你才從猿猴變來的呢？”“人類沒有理由因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恥，與真理背道而馳才是真正的恥辱。隻有那些遊手好閑，不學無術而又一心要靠祖先牌頭的人，才以祖先野蠻而感到羞恥……”
麵對大主教威爾伯福斯挑釁式的質問，自稱為達爾文的“鬥犬”的赫胥黎從容鎮定地予以反擊。雄辯的哲理，犀利的言辭，征服了座無虛席的大廳。不可一世的大主教瞪著大眼無言以對，天主教徒布留斯特夫人因受不了竟當場昏過去。站在進化論一邊的人越來越多。
1860年6月牛津大學講壇上的這場大辯論，顯示了辯駁的雄威。
世界幾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多少雄辯家。
春秋戰國時代孟子、韓非子帶鋒犀利，璀燦奪目；晏嬰、子戶長於辯論，工於辭令。《東坡誌林》雲：當時謀夫說客是農民的一半，比官吏還多一倍。雖是誇張之辭，但仍可見當時的辯風之盛。
做一個上可登堂入室，下可遊說四方的雄辯家，是多少人的夢想。而善於雄辯的人也總能四處逢源，既受官方器重，又受群眾尊敬。雄辯家們總能通過滔滔不絕的演說、論理、爭辯駁得君主們啞口無言、心服口服，最終接受他們的“諫議”，成了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
然而在當代，雄辯家在辦公室裏是再也吃不開的了，過於喜歡爭論、雄辯的人往往令領導惱羞成怒、狼狽、反感，而且還會讓同事們認為是賣弄、逞能、出風頭。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領導不再需要“諫議”，或者向領導“諫議”的人都居心不良，別有用心，隻是應該著意的是，既然向領導“諫議”的目的是使之接受，那麽其方式方法是否得當和“諫議”內容同樣重要。